胡泳|当AI成为入口:传播生态的又一次范式转移-胡泳的财新博客-财新网
近三十年来,传播生态经历过若干次由技术驱动的结构性转移:从大众媒体的单向传播,到互联网带来的多对多传播,再到社交平台与算法推荐重塑的注意力分发机制。而今天,我们正站在又一次转移的门槛上——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一种工具,跃升为人们进入数字生活的“入口”。
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,而是直接向AI提出问题;不再逐一点击链接比对信息,而是等待AI给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;不再通过应用商店挑选功能各异的软件,而是让一个统一的AI助手代为完成写作、翻译、决策乃至情感陪伴——这种入口层面的转移,其影响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深远。它重新定义了人们如何认识世界、获取信息、与他人及公共事务发生关系这一整套传播的基础设施。
其一,信息获取的范式正在从检索转向对话,也正在从多元链接收窄为单一答案。传统搜索引擎的逻辑,是在海量信息中返回一份经排序的结果列表,用户依然需要自行点击、比对、判断。这一过程虽然效率有限,却保留了信息来源的多元可见性,用户在浏览结果列表的同时,客观上也在感知信息生态本身的复杂性与争议性。而AI作为入口,提供的往往是一个经过综合、提炼、去除了分歧痕迹的单一答案。这种转变带来了效率上的巨大提升,但也意味着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收窄:当答案本身取代了信息集合成为用户接触世界的默认形态,公众与信息来源之间原本存在的那层可见的中介——谁在说、基于什么证据说、是否存在其他说法——很容易被一并隐去。
其二,把关权力正在从编辑与平台算法,进一步集中到AI系统本身。传播学经典的把关人理论,描述的是编辑部如何决定哪些信息值得被报道;进入社交媒体时代,把关权力部分转移到了推荐算法手中,由点击率、停留时长等指标决定信息的能见度。而当AI成为入口,把关权力出现了新一轮的收束。AI系统在训练数据的选择、模型的价值对齐、回答策略的设计等环节,实际上执行着比以往任何一层把关机制都更为隐蔽、也更为集中的筛选功能。用户很难像审阅一篇署名报道那样,去追问一个AI回答的生成逻辑、审视其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偏向。这也意味着,为数不多的几家AI开发机构,正在事实上承担起一种史无前例的公共信息把关责任,而与之相配套的透明度机制、问责机制、多元治理机制,目前仍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。
过去二十年,内容创作者与平台之间形成了一套虽不对等、却相对清晰的共生关系——创作者生产内容换取流量与收入,平台则依靠内容维系用户粘性。而AI作为入口,正在催生一种更为疏离的关系:AI系统大量学习、调用既有内容,却未必将流量导回原始创作者,由此产生的版权争议、生成式引擎优化(GEO)等新概念的出现,恰恰折射出内容生产者正在被迫适应一套自己无法完全掌控、甚至难以窥见全貌的新型分发逻辑。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深化而缺乏相应的制度回应,原创内容生产的经济基础可能被进一步侵蚀,而这恰恰是AI系统本身赖以持续学习和迭代的源头活水——由此启动了一个可能反噬自身的厄运循环(doom loop)。
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,依赖公民围绕相对共享的信息基础展开对话与争辩;而算法推荐时代的“过滤气泡”已经让学界警惕信息环境的碎片化。AI作为入口,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。在过去二十年中,已经有许多新闻媒体消失,因为数字广告不断从传统的广告支持型媒体那里夺走收入。而现在,AI 聊天机器人可能进一步威胁那些仍然存活的新闻机构。一方面,作为原始信息来源的新闻网站的式微,导致了共享信息基础的瓦解;另一方面,当每个用户获得的都是经过高度个性化调适的对话式回答,人与人之间赖以形成公共讨论的共同文本也会进一步稀薄化。如果AI系统的训练和对齐机制本身趋于同质化,不同用户得到的答案反而可能呈现出某种隐性的趋同,形成一种新的、更难以察觉的单一叙事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,AI入口时代的公共性,需要被重新定义、重新建构,既有的公共领域理论的简单挪用已无法解释今天的传播现实。
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通道,每一次入口层面的转移,都在重新配置权力、资源与注意力的流动路径。当AI从工具跃升为入口,传播学需要在理论层面重新追问:传播、公共性与民主,在这个时代正在和应该呈现何等样貌。
(原载《新闻与写作》2026年第10期)